GDP涨了，为什么我们反而更“卷”了？

引言：同一份答卷，两个截然不同的读法

2026年7月份，国家统计局发布了上半年经济“半年报”：国内生产总值69.6万亿元，按不变价同比增长4.7%，GDP增量达到3.6万亿元，创下近五年同期最大增量。国家统计局局长付凌晖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用“稳、韧、新、优”四个字概括这份“期中答卷”——CPI温和回升1.0%，PPI由负转正上涨1.5%，外汇储备稳于3.4万亿美元之上，人民币汇率较年初升值约3%。从宏观账本看，这几乎是一份挑不出毛病的成绩单。

然而，几乎在同一时刻，另一组数据正在产业一线流传：钢铁行业重点企业主业利润率不足0.1%，光伏硅料开工率仅35.5%，动力电池全行业平均产能利用率45%，新能源汽车整车产能突破5000万辆而年销量预计仅1515万辆。宏观账本上写满“稳中向好”，产业现场却写满“越产越亏”。

这构成了中国经济当下最耐人寻味的一幅镜像：GDP增量创了新高，各行各业却深陷“过剩”泥潭。为什么GDP越涨，产能反而越“剩”？为什么每隔两三年，就有一个行业被贴上“过剩”的标签？这不是某一年、某一行业的偶然，而是一个需要从制度深处追问的结构性问题。

本文试图回答的核心命题是：产能过剩，从来不是一个单纯的市场现象，而是一个制度结果。解开这个死结，靠的不是一轮又一轮的去产能、去库存，而是一套让生产与消费不再脱节的制度重构。

第一章

一份亮眼成绩单背后的结构性隐忧

一、宏观账本：四字定调，增量五年最大

先看宏观账本，确实亮眼。

上半年，中国经济顶住外部环境“变乱交织”的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从总量看，国内生产总值69.6万亿元，同比增长4.7%，其中一季度增长5.0%、二季度增长4.3%，二季度环比仍增长0.9%。与去年上半年相比，GDP增量达3.6万亿元，是近五年同期的最大增量。对于一个超大规模经济体而言，4.7%的增速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依然处于领跑区间——IMF在下调全球增速预期的同时，反而上调中国全年经济增长预期0.2个百分点。

从就业看，上半年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5.2%，与上年同期持平，较一季度下降0.1个百分点；从物价看，CPI同比上涨1.0%，核心CPI上涨1.2%，PPI由一季度的下降0.6%转为上半年上涨1.5%，中国经济十三个季度以来首次走出“综合价格负增长”的区间，两大价格指标均运行在1%—2%的温和区间；从国际收支看，货物进出口总额25.5万亿元，出口增长13.4%、进口增长22.1%，外汇储备稳定在3.4万亿美元以上，人民币汇率较年初升值约3%。宏观四件套——增长、就业、物价、国际收支——齐齐运行在合理区间。

更亮眼的是“新”字。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四成。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9.3%、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3.3%，这是2022年以来高技术制造业最快的增速。具体产品中，3D打印设备、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产量同比分别增长48.5%、39.3%、28.0%；集成电路产量同比增长23.1%。结构上，第一、二、三产业增加值分别增长3.7%、3.9%和5.2%，服务业增速继续快于工业。从数据看，我们依然是“世界工厂”，而且是个正在升级的工厂。

二、另一张面孔：宏观越稳，产业越“卷”

然而，与这份亮眼成绩单并行的，是一组令人不安的产业数据。同样在这半年里，中国经济呈现出一幅极其分裂的图景。

钢铁行业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周期磨底阶段。1—5月累计粗钢产量4.155亿吨，同比下降3.9%，但粗钢总产能已突破10亿吨，而2026年官方产量管控目标仅为9.3亿吨，富余产能超过1亿吨，行业整体产能利用率不足80%，低于82%的健康阈值。重点钢企钢铁主业利润率竟不足0.1%，长流程螺纹钢单吨毛利仅63元，短流程电炉钢每生产一吨反倒要亏89元。一季度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整体亏损33.4亿元。这意味着，钢厂生产一吨钢的利润，还不如路边卖一碗面的利润。

光伏行业同样深陷泥潭。截至2026年一季度，国内硅料年产能达350万吨，而全球年需求仅120万吨，开工率低至35.5%；硅片、电池片、组件年产能均突破1000GW，而2026年全球光伏新增装机预计仅550—600GW，核心环节供需比超过2:1。主流组件报价跌至0.60—0.67元/W，已低于行业约0.69元/W的现金成本线——也就是说，每生产一块组件，企业都在流血。硅料价格从2022年高点30万元/吨暴跌至3.5—3.8万元/吨，跌幅超过90%。2026年一季度，通威、隆基、TCL中环三大光伏巨头合计亏损超60亿元，行业陷入“越产越亏、越亏越产”的死循环。

动力电池的账本同样触目惊心。2026年上半年，国内动力电池名义总产能约1900GWh，全行业平均产能利用率却只有45%——超过一半的产线在“晒太阳”。装车率从2021年的70%一路跌至2026年5月的38%。国内动力与储能电池产能规划超过3000GWh，而2025年实际需求仅约1500GWh。2026年全年装车量预计888.7GWh，同比增长还有15.8%，但增长基本盘主要靠商用车拉动，乘用车领域已明显放缓。

新能源汽车整车年产能突破5000万辆，而2026年国内终端销量预计仅1515万辆，产能利用率不足75%；汽车行业整体销售利润率仅3.2%，较2025年的4.1%进一步下滑，1—3月行业总利润784亿元，同比下滑18%。这意味着，每四辆车的产能就有一辆是空转的。

GDP增量创近五年新高，与重点行业“主业利润率不足0.1%”“产能利用率仅45%”并存——这就是中国经济当下最尖锐的镜像：宏观账本和产业账本，像是两个平行世界。

第二章

“过剩”是一张会换皮的标签

一、五大行业的“过剩全家福”

把镜头拉远，会发现“过剩”不是某一年、某一行业的偶然，而是一种反复出现的结构性疾病。2026年上半年，这张“全家福”上有五张面孔：

钢铁——粗钢产能超10亿吨，利用率不足80%（健康阈值82%），重点钢企主业利润率不足0.1%。一吨螺纹钢的利润，不够买一杯星巴克。

光伏——硅料产能350万吨，组件超1000GW，硅料开工率仅35.5%，组件报价0.60—0.67元/W，低于现金成本。行业老大们一季度合计亏了60多亿。

动力电池——名义产能约1900GWh，平均利用率仅45%，装车率从70%跌到38%，毛利率从25%跌到8%。一半产线在晒太阳。

新能源汽车——整车产能突破5000万辆，利用率不足75%，行业利润率仅3.2%，利润同比下滑18%。

水泥——熟料产能约18亿吨，利用率长期低于65%，全行业微利，区域价格战频发。连打价格战都打不出利润了。

这五大行业的共同特征是：产能足够大，利润足够薄，日子足够难。

二、产能换皮：一条不断迁移的过剩链条

更值得警惕的是，过剩并非固定在某一行业，而是在产业间不断“换皮”。

过去十年间，过剩的标签几乎每两三年就迁移一次：从钢铁、水泥、平板玻璃，到多晶硅、光伏组件，再到动力电池、新能源汽车。产能从钢铁挪到光伏，从光伏挪到锂电，再从锂电挪到汽车——过剩的不过是换了一张皮。2016年钢铁去产能、2020年光伏平价前的扩产、2022年锂电材料端的非理性投资，剧本惊人地相似。

每一次迁移，都伴随着一轮资本狂欢、政策红利与地方政府招商竞赛，然后是价格崩塌、全行业亏损、行政去产能，接着资本寻找下一个“风口”。2026年一季度，锂电四大主材——负极、正极、电解液、隔膜——多个百亿级项目被密集终止：中科电气终止甘眉工业园、兰州新区、摩洛哥三个项目合计投资约103亿元；德方纳米终止曲靖、会泽合计44万吨项目，投资约100亿元；恩捷股份终止马来西亚隔膜项目，投资约20亿元。这说明行业的“自我出清”已在发生。

但问题在于，这种“自我出清”是痛苦而漫长的——它意味着大量投资打了水漂、大量就业岗位面临风险、大量地方财政陷入困顿。而更关键的是，**只要制度激励不改，下一轮过剩仍会在新赛道重演。** 去产能政策如果不能触及地方政府的财税动机与考核逻辑，过剩只会从这一张皮，换到下一张皮。

第三章

病灶不在工厂，在制度

一、激励方向：让生产停不下来，而非让人活得好

要弄明白产能为什么总是过剩，表面看是企业“太能造”，根本原因在于：整个经济系统的激励方向，不是指向让普通人活得好，而是指向让生产停不下来。

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刘俏教授点破了一个关键：中国经济存在一个“低价—低利润—低收入”的结构性循环。制造业产能持续扩张，企业只能在终端拼命压低价格，结果是行业利润被压薄，企业给劳动者的报酬也长期处于低位，老百姓手里没钱，反过来又压低了消费端的购买力——这是一个自我强化的恶性循环。

而驱动这套循环的核心力量，是地方政府的行为模式。当地方政府最理性的选择是拼命招商引资、抢项目、拉产能，而消费端完全不在它的算账逻辑里时，产能过剩就只是时间问题——它与行业无关，与制度有关。

这是一个关于“谁被奖励、谁被忽视”的制度问题。

二、增值税：在生产环节“生钱”的税收引擎

绕不开的第一块基石，是现行增值税体系。

增值税是我国第一大税种，2025年国内增值税收入约6.3万亿元，占整体税收收入近四成。更关键的是它的归属：增值税为中央与地方五五分成，是地方政府最核心的共享税源之一。而增值税主要在生产环节产生——工厂在哪里生产、生产了多少、开了多少票，直接决定地方财政收入。

这形成了一条清晰的激励链条：地方要增收→必须做大本地工业产值→必须招商引资、上项目、扩产能→产能越大、票越多、税收越厚。在这一逻辑下，地方政府最理性的选择就是拼招商、抢项目、拉产能，而消费端的火力，并不在它的算账逻辑里。因为无论本地居民消费多寡，增值税早已在生产环节被锁定，归入产地财政。

于是我们看到：各地竞相上马光伏园区、锂电基地、汽车工厂，哪怕明知供大于求，也要先把项目抢到手——因为“产能在我这里”本身，就是一笔财政收益。你搞光伏园，我也搞；你上锂电基地，我也上。哪怕全国产能已经严重过剩，但只要项目落在我这里，税收就落在我这里。

三、消费税：与地方财政几乎脱钩的“中央独享”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消费税。

2025年我国消费税收入1.69万亿元，占整体税收的9.6%，是仅次于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的第三大税种。但消费税是唯一全部归属中央、尚未实行央地共享的大税种。它的征收环节也集中在生产（进口）环节，主要针对烟、成品油、汽车、酒等15个税目，其中前4个税目占消费税收入的九成以上。

这意味着一个深远的脱节：地方居民消费再多、商圈再繁荣，对地方财政的直接贡献都微乎其微——因为消费税不归地方，也不在消费地征收。地方政府从消费中“拿不到钱”，自然没有动力去培育消费市场、改善消费环境、留住消费人口。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现行格局下，任何去产能政策都会在地方利益面前大打折扣：地方财政“靠生产吃饭”的基本盘没变，它就必然倾向于“保产能”。财政部财政科学专家马海涛也指出，地方自主财力不足是当前地方财政困难的核心症结，消费税等有望成为地方主体税种的改革尚未全面实施，限制了地方财政自主调控的空间。

把两大税种放在一起看，结论一目了然：

若不扭转“地方靠生产吃饭”的基本格局，任何去产能政策都会在地方利益面前打折。产能从钢铁挪到光伏，从光伏挪到锂电，再从锂电挪到汽车，过剩的只是换了一张皮。

第四章

KPI指向哪里，资源就流向哪里

一、现行考核：GDP增速、规上工业、招商额三件套

与税制互为表里的，是地方政府考核体系。

目前，地方主政官员的核心KPI仍是GDP增速、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招商引资额这“老三样”。这套考核逻辑决定了主政者天然偏爱大项目、大工厂——因为大项目能直接拉动GDP、做大规上工业、兑现招商指标，进而转化为财政与政绩。而消费活力、商业繁荣度、服务业发展水平，在考核表上要么缺席，要么权重极低。

这就是“指挥棒效应”：考核这根指挥棒指向哪里，资源便会流向哪里。当指挥棒指向产值与产能，地方政府就把最好的土地、最廉价的要素、最优惠的税收全部配置给工厂；而当消费活力不在指挥棒上，城市更新、商圈培育、夜间经济、文体消费这些“慢功夫”就长期拿不到资源。

结果便是：工厂越建越大，城市越来越“适合生产”，却越来越“不适合生活”。你去很多城市看看，开发区一个比一个大，厂房一片比一片气派，但想找个像样的剧院、体育场、步行街，却并不容易。

有专家提出建议：地方政府的考核指标体系需要更关注“投资于人”，把可支配收入、消费率这些关乎居民福祉的指标纳入考核体系，甚至可以考虑使用收入法核算GDP，以劳动者报酬、企业盈利为核心指标，引导地方政府更关注营商环境、企业利润和居民收入的改善。这个建议切中了要害。

二、改革方向：把消费活力写进KPI

若将地方消费活力纳入考核，把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服务业就业占比、文体消费活跃度等指标提升至与GDP同等重要的位置，地方政府的注意力自然会向消费端倾斜。

这不是简单的指标增减，而是激励方向的根本扭转——**当“消费好”和“生产好”在考核中同等重要，地方才有动力去经营城市、经营人口、经营生活，而不仅仅是经营工厂。指挥棒指向哪儿，劲儿就往哪儿使。

但这还不够——人们还需要有地方花钱、有时间花钱。

第五章

被压抑的需求：人们找不到值得花钱的去处

一、消费内容单一：不是没钱，是没处花

即便激励转向消费端，仍有一个现实问题摆在面前：人们需要知道花钱能买到什么。

中国并非没有消费能力，而是消费内容太单一。电影演出、体育赛事、音乐会、展览、漫展、线下娱乐，这些在发达国家属于日常消费的项目，在国内仍被许多人视作“偶尔奢侈一把”的选择。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占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约为46%，而美国这一比例长期在65%以上。差距不在“买东西”上，在“买体验”上。

这背后是供给侧的结构性短缺，但更深层是管制问题。关键不在于增加供给，而在于放松管制。文化产业与线下演出的审批门槛应大幅降低，审批流程应简化，文化内容的创作空间应充分留足。一场大型演唱会的审批涉及公安、消防、文旅等多个部门，流程繁琐、周期漫长，很多优质演出项目因此夭折或绕道海外。

许多人并非不愿花钱，而是找不到值得花钱的去处。当消费场景足够丰富多元时，人们的消费频次与金额自然会提升。一个简单的道理：如果每个周末都有好看的演出、有趣的展览、好玩的市集，人们出门的频率就会从“一个月一次”变成“每周一次”，消费总额自然翻几倍。

二、从“生产型城市”到“生活型城市”

一座城市若只有工厂、写字楼和外卖，它的消费天花板就被锁死在“吃饭、通勤、刷手机”的层面。

而一座拥有丰富演出、赛事、展览、市集、夜间经济的城市，其消费乘数会成倍放大——一场大型演唱会能带动交通、住宿、餐饮、零售的连锁消费，其外溢效应远超一座同等投资额的工厂。** 周杰伦一场演唱会能拉动当地数亿元的文旅消费，这种“乘数效应”是任何工厂都无法比拟的。

当地方政府开始从消费中获益，它才会真正愿意为“生活”配置资源，城市才能从“生产型”转向“生活型”。到那时候，城市之间的竞争将从“谁的开发区更大”变成“谁的夜市更热闹、谁的演出更丰富、谁的城市更有趣”。

第六章

时间的债务：落实劳动法的制度前提

一、没有时间，消费只能停留在屏幕里

以上举措若要真正落地，还需一个常常被忽视的前提：时间。

没有时间的消费，只能停留在点外卖、刷短视频、逛电商的层面。看一场电影需要两三小时，听一场音乐会需要一整晚，出趟远门至少需要两天。若普通人每周工作6天、每天加班至八九点，即便有钱也无暇消费——消费的“时间预算”一旦被透支，再丰富的消费场景也无人问津。

这就是为什么落实劳动法，不仅是劳动者权益问题，更是消费市场的基建问题。但在税制、考核、放松管制这三项改革未动之前，落实劳动法几乎难以被严肃对待。地方的逻辑很简单：企业多加班，产出变多，产能变高，税收变厚。不改变税制与考核，严格执法只会直接减损地方财源，这显然非其所愿。

于是我们陷入了一个悖论：人人都知道过度加班不对，但谁都不敢真管。因为管了，企业成本上升，产能下降，税收减少，地方不答应；不管，劳动者没时间消费，内需起不来，产能过剩更严重。

二、让休息与消费变成同一件事

唯有当地方政府开始从消费市场获益时，它才会有真实动力推动企业落实劳动法。因为到那时，让工人休息与激活消费市场，终将变成同一件事：**工人有时间消费→消费市场活跃→地方消费税充实→地方有财力与意愿保障工时合规。

这是一个正向循环，而启动它的钥匙，仍是税制与考核的重构。让工人休息与激活消费市场，终将变成同一件事——休息日不再是企业的“成本项”，而是城市消费的“发动机”。

第七章

改革路径：重构激励机制的四个支点

综合前述分析，破解产能过剩的制度性病灶，需要四根支柱同时发力，且互为前提：

第一根支柱：税制重构。逐步降低增值税在地方税收中的比重；推动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从中央独享转为地方可分享。当本地消费越活跃、财政越充实时，地方关注点自然从“拉满产能”转向“让人愿意在这座城市花钱”。马海涛分析说，随着消费税征收环节从生产端后移至消费端，税源分布将与消费市场布局相匹配，这能有效激发地方政府优化营商环境、打造消费新场景、培育消费市场的积极性。

第二根支柱：考核重构。将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服务业就业占比、文体消费活跃度等指标，提升至与GDP增速同等重要的位置；从“产值导向”转向“活力导向”。考核这根指挥棒调了头，地方政府的行为逻辑才会跟着调头。

第三根支柱：放松管制。大幅降低文化产业与线下演出审批门槛，简化审批流程，为文化内容创作留足空间。丰富多元的消费场景，是消费频次与金额提升的前提。

第四根支柱：落实劳动法。保障劳动者休息时间，把“时间”还给普通人。它是前三项改革的落脚点——没有时间，一切消费场景都是空置的。

四根支柱环环相扣：没有税制改革，地方没动力去管消费；没有考核改革，地方没压力去管消费；没有放松管制，老百姓有钱没处花；没有劳动法落实，老百姓有钱没时间花。任何一个环节掉链子，整个循环都转不起来。

第八章

“十五五”规划：政策窗口已经打开

令人欣慰的是，改革的方向已经出现在政策文本中。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健全地方税体系，推进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并稳步下划地方，增加地方自主财力。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明确：调整优化消费税征税范围、税率，推进部分品目征收环节后移。

这不是空话。财政部数据显示，若消费税完全下划地方，地方本级财政收入将增加约13.8%——这是一笔足以重塑地方行为逻辑的财力。同时，研究把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合并为地方附加税，授权地方在一定幅度内确定税率，进一步充实地方自主财力。这些改革若能稳步落地，将从根子上改变地方政府“重生产、轻消费”的财政依赖。

产业端也在同步出清。2026年1月，工信部、发改委、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能源局四部委联合召开动力和储能电池行业座谈会，明确要求“优化产能管理，健全产能监测和分级预警机制”，并暂停办理相关项目手续；5月，工信部新版《钢铁行业产能置换实施办法》将置换比例提高至不低于1.5:1，从制度层面终结“炒指标”。这些举措是必要的，但若无税制与考核的深层改革相配套，它们仍只是“治标”。

反过来看一个令人警醒的数据：2026年上半年工业产能利用率只有73%，是2020年二季度以来最低的水平。这套“生产不停、消费不起”的循环，已经走到头了。

写在最后——当选择权被释放，过剩将自行消失

当这四件事逐步到位，产能过剩问题便会自然缓解——无需行政命令、无需强行去产能。

劳动力与资本将自动流向更具活力的第三产业，过剩产能也会经由市场机制自然出清；转型压力被分摊到更长的时间维度上，社会各层面的承受力也将增强。那些依赖地方保护苟活的低效企业，会因失去政策庇护而退出；而那些真正具备竞争力的企业，则会因消费市场的扩容而获得更大空间。

让我们来算一笔大账：2025年国内消费税收入1.69万亿，占税收9.6%。如果消费税下划地方，加上考核指挥棒的转向，地方政府将第一次真正从“消费”中尝到甜头。到那时候，你不用喊“扩大内需”，地方政府会比谁都积极——因为每多一场演唱会、多一次夜市、多一笔消费，地方财政就多一份收入。

这套逻辑，不是靠去产能实现的，而是通过重构激励机制，让市场自己生长出新生态。它不会一夜发生，但一旦成型，将比任何行政手段都更干净、更彻底。它意味着：产能过剩不再是需要被“解决”的问题，而是一个会被“超越”的现象——当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真正引擎，过剩便失去了制度土壤。

中国真正的内需潜力，不在任何政策文件里，而在每一个普通人能否拥有有闲、有钱、有处花钱的选择权之中。当这份选择权被释放出来时，产能过剩将不再是需要解决的问题，它会自行消失。

到那时候，我们或许会回头看今天这个“越产越亏”的时代，像看一场漫长的告别——告别一个“生产至上”的旧逻辑，迎接一个“生活至上”的新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