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剩产能与反内卷：一场关乎未来的博弈

不破不立，不止不流。在全球化逆流的今天，我们需要重新思考什么是真正的“过剩产能”。

某部委组织的行业会议上，提出要对光伏、锂电池等“新兴产业”也要进行“去产能”整治，理由是这些行业已经出现了“恶性竞争”和“价格战”。听到这里，我不禁想起七月份开的断断续续“反内卷”运动。

如果我们把全球市场视为一个整体，那么中国在许多行业的高效产能不仅不过剩，反而是全球急需的优质供给。

01 什么是真正的“过剩产能”？

在自由市场的教科书中，从来没有“产能大就是过剩”这一说。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古典经济学家的理论核心是“比较优势”——每个国家都应该专注于自己最擅长的领域，然后通过贸易互通有无。

判断过剩产能的三条标准：

第一、全球范围内不是谁的产能大谁是过剩产能，而是谁技术落后没有比较优势谁是过剩产能。

中国制造业占全球比重已超过30%，在光伏、锂电池、新能源车等领域甚至超过50%。但反过来看，仍有近70%的制造业产能在海外。如果我们只盯着国内市场，自然觉得产能过剩；但如果放眼全球，中国的优质产能不是太多，而是远远不够。

举个例子：假设全球需要10个单位的某种产品，中国有8个单位产能，国外有5个单位。但中国的8个单位产能技术更先进、成本更低，按照市场原则，应该淘汰的是国外那5个单位的落后产能，而不是反过来砍掉中国的先进产能。

第二、凡是通过各种限制不让我参与或购买的产能统统都是“过剩产能”。

芯片是最佳案例。如果全球芯片产能过剩，我们该去自己的中低端芯片产能吗？当然不！台积电的3nm、4nm芯片再先进，如果不卖给中国，那站在我们的角度，这些产能就是过剩产能。

要去产能，就应该去那些不让我们参与的产能。商务部的稀土管制措施正是这一逻辑的体现——你限制我买芯片，我限制你买稀土，这才叫公平贸易。

第三、凡是敌对势力掌握的可以用来攻击我的产能都是“过剩产能”，计算产能时应按负产能计算。

洛马公司多生产一架F-35，我们就需要多生产一架J-20来抵消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全球产能的计算不能简单相加，而应把我方产能减去敌方产能后的净值作为有效供给。

这一逻辑同样适用于AI、算力、无人机等军民两用领域。这些战略性产业的供需比必须按照我方标准单独计算，甚至需要我方产能减去潜在敌对产能后才能判断是否真的“过剩”。

有人可能会说：第一条主张自由贸易，第二、三条却强调“屁股决定脑袋”，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我的回答是：没错，就是双重标准！欧美国家不也拿着环保、人权等双重标准折腾我们吗？凭什么每次都是他们出题我们来答？我们当然应该在具有比较优势的领域推动自由贸易，在追赶阶段的领域则适当保护，这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02 反内卷在大宗商品市场的现实图景

理论上很丰满，现实中却很骨感。当前国内正在推进的“反内卷”政策，在各行业的执行情况千差万别。

第一种：认真执行，效果立竿见影——焦煤

国家能源局出台督查煤矿超产文件后，焦煤产量明显下降，库存降低，价格回升，企业逐步走出亏损区间。这是行政手段与市场规律结合的典范。

第二种：认真执行但方法有待改进——碳酸锂和多晶硅

有关部门开会要求企业提价，价格短期内上去了，但由于没有实质性减产，高价格反而刺激了更多供应，导致产量持续回升。这种只治标不治本的做法，难以持续。

第三种：敷衍了事，毫无效果——粗钢

统计数据显示粗钢产量下降，但产业调研数据却显示产量上升。这种“用笔减产”的反内卷，是最糟糕的形式。

第四种：需求旺盛，无需反内卷——铜和铝

受益于新能源和AI爆发，铜铝需求进入景气周期。特别是电解铝，因中国掌握海外铝土矿资源且国内产能受限，利润状况良好。

第五种：政策矛盾，执行困难

有关部门既要反内卷，又强调不能强制减产，要求产量调整要“市场化、法制化”。这种既要又要的定调，让基层无所适从。

第六种：寄望于刺激需求而非压缩供给

部分人认为通缩是需求不足导致的，因而对反内卷不热心，更期待国家出台需求刺激政策。

通观各行业可以发现，除了焦煤等极少数品种外，大部分行业的反内卷政策并未在产量端得到切实落实。这背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地方GDP考核、税收就业压力、既得利益阻挠等。

03 产能过剩的本质是什么？

从大宗商品的数据看，当前的通缩主要是供给过剩导致的。

农产品板块的生猪、鸡蛋、棉花，化工板块的纯碱、甲醇、乙二醇，建材板块的PVC、玻璃，无一不是产量大幅增加导致价格崩塌。

这印证了一个基本判断：这轮过剩的主要矛盾在供给端而非需求端。

如果我们认同这一判断，那么解决方案就很明确——从供给侧入手。但问题在于，如何去产能？去谁的产能？

按照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描述，资本主义国家的去产能是通过“把牛奶倒进河里”完成的，即通过残酷的市场竞争淘汰落后企业。这种方式有效但破坏性极大。

中国的选择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行政力量与市场力量结合，通过标准制定、环保门槛、技术指标等引导产能退出。2016年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成功案例。

但当前的反内卷与2016年相比，面临更复杂的国际环境。当时中国产能主要面向国内，去产能影响的是自家企业；如今中国产能深度融入全球，去产能可能意味着将国际市场拱手让人。

04 全球视野下的产能博弈

在全球化逆流的今天，我们更需要全球视野的产能观。

中国作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应该有底气在全球范围内定义什么是过剩产能。如果我们的产能技术更先进、成本更低、更环保，那么这些产能就不是过剩产能，而是全球急需的优质供给。

欧美国家批评中国“产能过剩”，本质上是在指责中国打破了他们长期垄断的高利润产业。光伏就是最佳例子——十年前，欧洲光伏 panel 价格高昂，中国突破技术壁垒后，全球光伏价格大幅下降，这才使清洁能源大规模应用成为可能。

中国的“过剩产能”实际上是给全球的普惠产品，降低了全球通胀压力，提升了全人类的生活水平。从这个角度说，我们不应为“产能过剩”道歉，而应为提供物美价廉的产品自豪。

但自豪不等于自大。我们确实需要反思——为何优质产能会陷入“内卷”？除了全球需求波动外，国内企业的同质化竞争、创新不足、盲目跟风也是重要原因。

解决之道不是简单的去产能，而是推动产业升级和差异化竞争。锂电池行业就是正面案例——从磷酸铁锂到三元锂，再到钠离子电池、半固态电池，技术路线多元化有效避免了恶性价格战。

05 反内卷的正确打开方式

反内卷的本质是反对无底线的价格战，反对盲目追求产量忽视质量，反对低水平重复建设。

成功的反内卷应具备三个特征：

一是全球视野：不在自家一亩三分地里搞内耗，而是推动优质产能出海；

二是技术导向：通过技术创新开辟新赛道，避免同质化竞争；

三是市场主导：行政手段引导，市场机制决定，不搞“一刀切”。

焦煤行业的成功经验表明，只要政策对症下药、执行坚决，去产能与提效益可以并行不悖。而粗钢行业的教训说明，缺乏实际行动的政策宣言只会损害政府公信力。

对于投资者而言，在反内卷背景下的大宗商品投资，关键在于辨别“真去产能”和“假去产能”。

有风来（政策出台）并下雨（落地执行）的品种，如焦煤，值得长期持有；有风来但不下雨的品种，如粗钢，只能短期炒作；没风没雨的品种，则需继续观望。

06 从“答题者”到“出题者”的转变

在过剩产能和反内卷的讨论中，最根本的是心态转变——中国要从全球化的“答题者”转变为“出题者”。

过去四十年，我们一直在回答欧美出的题目：如何应对气候变化、如何提高劳工标准、如何保护知识产权...现在，轮到我们出题了。

什么是过剩产能？我们认为技术落后、成本高昂、污染环境的产能才是过剩产能。

什么是公平贸易？我们认为相互开放、互利共赢才是公平贸易。

稀土管制只是开始，未来我们还会有更多的“中国标准”、“中国定义”。这不是霸道，而是平等到来的必然——既然欧美可以凭实力定义规则，中国为什么不能？

当然，这种转变需要智慧和技巧。在具有绝对优势的领域，我们应高举自由贸易大旗；在仍在追赶的领域，则可以适当保护。这正是欧美国家过去百年一直在做的事情。

PPI同比数据已从底部回升，按照历史规律，大约需要10个月左右才能转正。这意味着大宗商品的底部已经隐约可见。

但不同于2016年的是，本轮价格回升的动力可能更多来自供给侧改革的坚决推进，而非需求端的大水漫灌。

未来半年，将是检验反内卷成败的关键窗口期。是继续停留在口号阶段，还是真正触动利益格局？是选择性地在容易的行业推进，还是敢于触碰硬骨头？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将决定中国经济能否早日走出通缩阴影。

在全球化的战场上，从来没有单纯的产能问题，只有话语权和定价权的争夺。中国的产能远征，既需要钢产量般的硬实力，也需要定义何为“过剩”的软实力——这场战役，才刚刚拉开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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