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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F高官:全球没有准备好应对经济放缓 甚至还不如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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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海棠:中国经济 放水是万能的(下)

2019-01-07 11:32:23    扬韬略
中国经济的症结是基础货币供应不足,我们应该扩大基础货币投放,解决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

在前面两篇文章中,我们已经详细分析了中国基础货币不足的客观事实:由于长期的计划经济,对于货币需求没有准确判断,中国长时期处于货币供给不足的状况中。改革开放后,中国财富创造的能力大大增强,40年来创造了500万亿元的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创造了350万亿元的GDP,但央行货币发行仅仅增加了6.5万亿、全社会基础货币规模仅有29万亿元。这一切,制约了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使得经济领域不得不通过提高货币乘数来扩大贷款规模,从而患上了贷款依赖症。而近年来的去杠杆措施,又起到了釜底抽薪的作用,不仅伤害了很多民营企业,也伤害了中国经济。因此,拯救中国经济的最重要的举措就应该扩大货币供给。

值得欣慰的是,第二篇文章发出不久,央行很快宣布降准1个百分点。市场一派欢呼,显示出经济领域的货币饥渴症非常严重。但是,我们要说的是,仅有降准是不够的。扩大货币供给,除了全面降准、定向降准外,还要降息,更重要的是要扩大基础货币投放。那么,应该怎么做呢?让我们先从美国说起。

六、加息:美联储疯了吗?

从10月份开始,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不断地抨击美联储“是疯了”。在他看来,美国经济一枝独秀,根本没有明显的通胀苗头,目前完全没有必要加息。他表示,很后悔当初任命鲍威尔为美联储主席,因为这个主席不听他的,动辄加息,这简直是在摧毁美国经济。虽然有媒体披露他曾探讨过解雇鲍威尔的事情,但迫于美国的三权分立的制度,美联储似乎可以保持其货币政策的独立性,特朗普也拿鲍威尔没有办法。

这就是奇葩的美国货币管理机制。一国政府首脑,竟然无法掌控货币政策,在急需发展经济的紧要关头,竟然无法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甚至无法保持利率稳定。而美联储主席拒绝美国总统是有法律规定的,美联储赖以成立的法案是1913年颁布《联邦储备法》,其中明确规定美联储货币政策不受总统干预。但这个制度在1946年就遇到了挑战,物价持续上涨时,美联储想减少货币供给,而财政部坚决反对要求扩大货币供给。结果,是美联储获胜。1950-1980年代,美联储与财政部甚至总统之间有过一次又一次交锋,最后都是美联储继续保持货币的独立性。

美联储的所谓独立性,就是不断地加息再减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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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1971年以来美联储反复加息和减息的过程。在《中国崛起的奥秘:财富论》中,傅海棠先生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经济的每一次衰退、危机,都是美联储不恰当的加息政策造成的!

为什么加息是错误的?这要从利率的本质说起。

利息是货币的租金。利率是货币的租金价格。货币之所以有租金,是因为货币分布的不均衡。有人货币多,有人货币少;有人急需货币,有人却储藏货币不愿意出借或投资。要满足社会上一部分人扩大再生产的货币需求,就必须请求持有货币的人把货币拿出来借给他人使用。为了“激励”货币持有者拿出货币,就出现了利率——你把货币出借给他人,他人给你一定的回报。银行只不过是在货币使用者和拥有者之间起一个桥梁作用。

一定要记住,利率是货币的价格。利率是对持有货币者的激励。这是人类历史上实物货币时期形成的一种机制。是为了让拥有货币的人放弃储藏念头的激励。而所谓实物货币,是包括早期的刀币、布币、铜币,也包括后来的黄金白银等硬通货,还包括人类后期发行的纸币。

但是,当人类社会走入电子货币时代,情况早已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在这个新时代,纸币和硬币已经基本失去了储藏功能,电子记账的出现,使得90%以上的货币是无纸化的记账模式。这意味着货币属性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任何有钱人的货币,都只是银行账目上的一串数字而已。此时,不需要再给有钱人任何激励性的“利息”,有钱人也必须把钱存在银行。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有存款利率的说法呢?

存款早就应该实行零利率了!当前存款之所以还有利率,一方面是沿袭了实物货币的习惯,人们没有想到去改变。另一方面,不同银行之间有竞争,如果不给利息,可能有钱人会转到别的银行去。但是,现在的利率已经都是中央银行制定的,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西方主要经济体普遍实行了零利率甚至是负利率,这就证明前述理论是可行的。

电子货币时代,存款有息是有害的。由于富人再也不必储藏实物货币,所有货币都记账在银行,这意味着富人的利息所得是惊人的。全世界的通例是20%的人拥有80%甚至95%的银行存款,因此,存款利息的绝大多数都给了富人,从而使得富人成为事实上的食利族,可以不劳而获地占有更多名义上的劳动凭证。比如,一个存款百亿元的富翁,在中国每年的利息就可以达到4亿元以上,这相当于无偿占有了1万人以上的劳动。由此将导致两极分化持续。所以,电子化货币时代,存款零利率势在必行。

所以,当前的中央银行应该做的,是通过明确的条文,规定所有银行等金融机构,对所有存款一律实行零利率,对大额存款,则实行“现金税”,或负利率。对提取大额现金的,应征收高额的取现税,存入大额现金的,也征收一道存款税。这样,就可以让全社会所有人的货币,必须以记账模式存在于商业银行等机构,这些记账货币,全部实行零利率,从而一劳永逸地解决“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

在存款零利率的情况下,全社会的贷款利率就可以大幅度降低到仅仅满足银行的基本成本和利润需求,外加一定的坏账准备金。在这样的情况下,全世界企业的贷款利率就可以降低到1-2%之间。届时,央行的主要工作就可以是掌握基础货币的发行量、充分利用货币工具进行各项货币市场操作,确保商业银行的安全稳健运行等等。

而现在呢?看看美联储做的那些事儿,哪一项符合西方经济学的理论?西方经济学理论不是推崇自由市场经济吗?货币的利率为什么不是由市场博弈形成的,而是美联储确定的呢?为什么要美联储那么几个人来确定一国利率高低呢?这些人是神仙吗?他们凭什么认定此时加息合适、彼时减息合适呢?他们这只“有形的手”凭什么可以左右市场利率呢?

尤其夸张的是么,美联储的加息借口是:现在经济形势很好、就业人数大增、企业利润高涨、社会进入良性循环,所以,要赶紧加息,防止出现经济泡沫,防止未来崩溃。

问题是:经济形势一派大好,不正是经济领域所有人都喜闻乐见、努力追求的结果吗?在经济形势很好的时候,说明各项政策运用得到,当前的资源配置接近帕累托最优状况,此时理应学习中国的老子庄子之道,“垂拱而治”,什么都不干预,让市场自己去走,让这种好局面维系下去。他们为什么非要在经济很好的时候去加息呢?

前美联储主席威廉*马丁的名言是:要在酒宴正酣是撤走红酒杯。意思是美联储应该在经济达到泡沫化之前早点踩刹车,从而防止经济崩溃。可是,在历史上,美联储何曾预料到泡沫并及时踩刹车呢?远的不说1929年的崩溃,仅仅21世纪后,2001年的网络泡沫、2008年的次贷泡沫,难道不都是在他们持续不断加息之后才崩溃的吗?他们何曾提前预料到并阻止过泡沫?反而是在2008年危机深化之后,不得不实施了零利率政策,并迫于形势持续了近8年之久,在经济总算走出泥淖之后,他们又要重蹈覆辙了!

好端端的经济形势,硬生生被美联储给祸害了!难怪特朗普要生气着急愤怒了。可惜,特朗普郁闷之余也只有无可奈何,因为美联储那棵参天大树,是他所根本无法摇撼的。尚可庆幸的是,美国的经济活力还是不错的,美联储还能多折腾几次。看看日本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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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代后,日本央行也学美联储,要在酒宴正酣时撤走红酒杯,结果没来由地几次加息减息,1973年和1980年先后两次将贴现率提高到9%,随后又降息,经济都成功度过难关继续一枝独秀。可惜,最后一次,1987年利率达到2.5%之后,他们冒失地持续加息,到1990年8月加到6%之后,股市和房市先后崩溃,日本央行却反应迟钝,一直到1995年才将贴现率降低到0.5%的低水平,可惜悔之晚矣,其后20多年,贴现率长期处于略高于0的水平,经济却始终一蹶不振。1995年,日本GDP现价500万亿日元,2018年不足550万亿日元。23年间,经济几乎原地踏步没有增长。这样的教训难道不深刻吗?

最后的想法是:美联储这样任性地玩下去,会不会有一天重蹈日本的覆辙呢?

七、中国应该去杠杆吗?

2019年1月4日,中国央行宣布降准1个百分点,预计将释放1.5万亿元资金。市场叫好声不断。有些金融机构还乐观地预期,未来降准空间仍很大。这是不对的。2018年11月,中国的货币乘数(1/存款准备金率)已经达到6.18,这有赖于央行不断降低的存款准备金率,它对应的存款准备金率是16.2%,降准1个百分点后,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预计将下降到15%左右,货币乘数极限将达到6.66。未来央行最多再有2个百分点的降准空间(极限12.5%),随后将无法通过降准来提供货币增量了。

这就意味着,降低存款准备金率这个工具,很快就将走到尽头。那么,未来的货币工具在哪里呢?

货币总量=基础货币×货币乘数

当货币乘数不能再进一步扩大的时候,要提高货币总量,当然就只剩下一条路:增加基础货币量。

事实上,一如我们此前反复论证过的,中国的基础货币供给量是不足的。为了形象地说明这一点,我们不妨再简单描述一下中国的货币总量是怎么来的。

假设居民A获得了工资收入3万元,他存入银行。就在这一瞬间,银行将这3万元作为贷款给了B企业,又在一瞬间,B企业用这笔贷款购买了C企业的产品。还是一瞬间,C企业购买了D企业的产品,D企业作为利润存入银行。银行又把这笔钱贷款给D居民。D居民用之支付了购房款给E企业,E企业用于给居民F发放工资,F把这3万元工资存入银行……

好了,当这个周期结束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在金融记账表上,基础货币供应量只有3万元(即居民A的工资),但通过反复交易,银行的存款达到17万元,银行的贷款13万元,M2达到了18万元。除了居民A的那一笔钱3万元是实实在在相当于硬通货黄金之外,其他所有人的账目利润和存款都是虚的,是通过银行派生出来的。

这个链条却是中国当今金融市场的真实写照。目前,中国的基础货币供应量不足30万亿元,M2超过180万亿元,其中银行贷款135万亿元,银行存款178万亿元。如果再考虑到中国已经发行的数十万亿的国债、地方政府债、企业债呢,社会负债总规模远超200万亿元。

那么,每个中国人仅仅拥有2万元人民币的基础货币,相当于不足3000美元,这是合理的吗?

目前,美国的基础货币数量3.35万亿美元,相当于每个美国人有1万美元。日本央行的基础货币数量500万亿日元,相当于每个日本人有400万日元(折合4万美元)。

那么,中国的GDP规模早已超过日本,相当于美国的70%。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4倍多、是日本的10倍多,中国过去四十年累计的财富规模巨大,但中国的人均基础货币量只有美国的30%、日本的8%,这样是合理的吗?

正是因为基础货币数量太少,所以才造成了中国的高货币乘数——也就是普通人说的高杠杆——本来只有1万元基础货币,结果贷款就高达6万多元。这杠杆能不高吗?

正是因为全社会杠杆率居高不下,所以,“去杠杆”的杀伤力才是巨大的。社会的ABCDEF每一个企业和个人,都欠了一屁股债,你现在要BCDEF减少贷款量,怎么做得到?要么是BCDEF每个都降低贷款量,要么就是BCDEF中的某个或某几个贷款终止。贷款终止,就是企业关门大吉。这就是中国去杠杆的威海。樊纲先生说,中国去杠杆,误杀了好的民营企业。其实不止如此,如果继续去杠杆,不管好坏、不管国有还是民营企业,甚至于居民个人,每一个都可能被误杀。

去杠杆应该怎么去?1991年,中国曾进行过一次大规模的清理三角债的行动。这种清理三角债,与16年后的去杠杆,本质是一样的。那次三角债盛行,源于1989年下半年的经济清理整顿,国家实施财政和货币政策双抽紧,由此造成了企业资金极度紧张、互相拖欠成风。经济受到严重制约。经过长时间摸排,1991年9月初形成意见,全国1万项工程存在拖欠,总体拖欠额380亿元,国家要求一些企业停产、进行技术改造和升级等等,跟现在所说的结构升级是不是一样的?但最后的处理结果,是国家和地方先后注入资金330亿元才解决了问题。据说企业效益此后就扭转的了。

但实际上,企业效益扭转与清理三角债没啥关系。三角债,根子还是货币供给不足。1992年,中国的货币投放才放开了手脚,1991年底,全国M2只有1.9万亿元,1996年底达到7.6万亿元,5年时间增加300%,年化增速31%。经济由此活了起来,却又担心出问题,再次进行紧缩。结果,紧缩没多久就碰到亚洲金融危机,1999年又开始清理银行不良资产问题。结果,2002年后陆续查清的四大商业银行累计的不良贷款超过3万亿元。只是,这一次没有逼着企业破产还贷,而是由国家给三大银行注入600亿美元资金进行股份制改造,剥离货核销2万多亿不良资产,让商业银行轻装上阵,从而迎来了经济的持续繁荣。

对比1991年和2002年的两次历史经验,我们在2017年前后遇到的情况是类似的,都是债务杠杆过高而基础货币不足的问题。正确的做法都应该是注入基础货币,而不是限制贷款、降低杠杆率。

那么,中国应该注入多少基础货币呢?如何注入基础货币呢?

八、放水要促发展

要算清楚中国基础货币的投入总量,可以从前述分析中得出如下公式:

货币供应总量=基础货币投放量×货币系数=(GDP×a+基础设施投资形成额×b)×交换意愿

在货币乘数固定的情况下,基础货币的投放量应该与每年的GDP产出相关,同时与中国累计的财富量(基础设施投资的一部分)相关,当然还与交换意愿相关。虽然GDP和投资数据可掌握,但交换意愿不容易获得,无法有数学上的完美答案。现实生活中的基础货币投放也确实不易掌握。

在硬通货(金银)时代,基础货币的供给完全取决于本国的黄金白银生产量。从土地里挖出一两黄金十两白银,这就是基础货币。如果本国不生产,则从他国输入进来的金银,也是基础货币。明清时代,全世界的白银曾有7成以上输入中国,意味着基础货币投放的不断增加。

当我们放弃了金银作为货币,基础货币的增加,最起码应该以土地产出和工业产出为基准。比如,农耕时代,农民土地生产出的一斤粮食,拿到市场去交换,换来的1两白银,这是最起码应该等同于基础货币的。或者说,土地的产出是最低的基础货币供给量。中国人民币的前身曾是山东地区同行的“北海币”,当时采取的货币基准就是“物资本位论”。薛暮桥当时曾经解释说,“我们每发行1万元货币,至少5000元用来购存粮食、棉花、棉布、花生等重要物资。如果物价上升,我们就出售这些物资回笼货币,平抑物价。反之,如果物价下降,我们就增发货币,收购物资”。这段论述,就是以土地产出(粮食棉花花生)和工业产出(棉布)作为货币基准的。

中国的情况呢?仅仅以第一产业为准,建国以来,中国的第一产业GDP累计值为81万亿元,并以每年6万亿元的速度在递增。而这还主要是收入非常低的农民创造的。在第二产业,中国累计的GDP已经达到330万亿元。如果以此为参照,中国当前的基础货币不足30万亿元,就更不合理了。要知道,工业的血液是钢铁,而中国目前的钢铁产量相当于美国和日本的近10倍,这意味着中国经济规模要远远大于美国和日本,我们的人均基础货币却远远少于美国日本,有啥道理呢?

基础货币多少为佳?如果参照美国的人均1万美元,中国应该有基础货币90万亿元人民币。如果参照日本的人均4万美元,则需要基础货币360万亿元。美国和日本的差异在哪里呢?美国的人均GDP逾5万美元,其中个人消费占比超过68%。日本的人均GDP达到3.8万美元,其中个人消费占56%。显然,消费占比越高,对货币的需求越低。中国的人均GDP虽然刚刚接近1万美元,不过,消费占比只有47%。所以,中国的基础货币规模理应超过美国,接近日本。如果以人均1.5万美元(相当于人民币10万元)则中国应该有基础货币130万亿元人民币。对应于当前的30万亿元,缺少100万亿元。

所以,综合来看,中国新增基础货币投放是应该的。至于增加多少,需要仔细衡量。在《中国崛起的奥秘:财富论》中明确论述过,货币增发应有度,必须有利于生产进行、财富增长。它的主要标志是:

1、绝大多数企业生产经营正常,没有资金紧缺的压力。在一个行业中,如果绝大多数企业感觉资金紧张,这一定是行业有问题。如果在各个行业中,多数企业都感觉资金紧张,这一定是货币政策有问题。把脉企业对资金的需求,自然可以确定货币投放的规模。

2、社会融资正常,没有畸形高利贷。中国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存在着贷款两条线。明面上是商业银行,贷款利率还可以容忍,而暗地里的各种民间借贷、高利贷,利率水平非常高。最近几年发展出来的小额信贷机构、民间的P2P互联网金融等等模式,以及各地时常出现的非法集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恶性事件,从本质上说都是社会资金不足的症状。不要光抱怨老百姓房贷杠杆太高,大家手里没有多少现钱,这才是根由!什么时候中国的各种高利率的借贷模式基本销声匿迹了,什么时候中国的货币规模才算正常了。

那么,如何投放基础货币呢?我们的建议是从如下几点着手:

1、对社保基金一次性拨付基础货币。由社保基金通过存入银行、投入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等模式逐渐支出,从而一次性解决社保基金支付不足的难题。也缓解所谓的养老难的问题。与划拨股权的模式相比,由央行对社保基金发行基础货币,由社保基金再投资,有利于新增社会投资规模,体现社保基金的长远目标,比如养老、医疗等。

2、债务豁免与注资模式。由央行根据情况设立分支机构,分门别类对基础设施企业实施债务豁免、对高科技创新企业注入资本金、对公益性企业和国企充实资本金、将外汇占款转为基础货币等。这有点像发行特别国债的模式。只不过,国债仍属于债务的一种,而直接投放基础货币,性质大为不同。

3、降税提薪模式。通过全面提高低收入工资保障、全面提高公务人员、科技人员、医疗人员、教师等重要行业的人员工资,提高低收入阶层的保障水平,使得民间收入提高变得实实在在。同时,大幅度降低企业税负,将利润留在企业、将货币留在民间,扩大国家的赤字占比和数量,并根据情况逐步将国家赤字以基础货币替代。

无论采取哪种模式,社会资金总量都会得到显著提高。中国的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会得到有效解决。但这些资金,并不会突然提高社会通胀率水平,因为这些资金的投入,都是要在强大的政府领导下、循序渐进地推进,发挥中国优势,在加强基础设施投资建设的同时,重点倾向于以下四方面的资金投入和保障:

1、生育。应明确设立鼓励生育的政策,有效扭转总和生育率下降的社会难题。比如,生育二胎以上给予较多补贴、子女多予以购房补贴和税收优惠等。

2、教育。完善从幼儿到大学的义务教育,提高教师待遇,提高科技人员待遇,养成全社会尊重教育、尊重科学的良好风气。

3、医疗。较大规模地设立综合性大型医院,解决城镇和农村的就医难问题。同时,结合教育力量,提高医疗人员待遇,为养老服务奠定扎实基础。

4、养老。中国的房屋目前并不是多了,而是严重不足。尤其是城镇新建房屋不足。可以充分利用以新换旧的改善住房条件的社会需求,扩大社会养老设施,为未来的老龄化时代做好准备。

回顾过去四十年的发展,我们曾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而今,如果经过有效规划、谨慎实施,中国的扩大基础货币投入的举措,可以促进中国经济再持续、高速、稳定地发展40年!中国将逐渐奠定世界强国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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